古代官府收稅，稅基其實是兩點，一是田地，二是人口。
因為后世存在農(nóng)業(yè)稅的緣故，針對田地收稅被接受的程度很高，雖然因為國內(nèi)經(jīng)濟高速發(fā)展，國家稅收已經(jīng)以商稅為主，但農(nóng)業(yè)稅還是知道，被接受的程度很高。
而針對人口的，主要是“役”，在后世就沒什么人習慣甚至接受了。
另外還有丁稅，西方羅馬帝國與中國自秦代起長期實施丁稅制度，
丁稅，又稱人口稅或人頭稅，是以自然人為課稅對象、按固定金額向個人征收的稅種，屬于定額稅范疇，具有征收成本低但累退性顯著的特點。
該稅種在自然經(jīng)濟中常與土地稅并行，構(gòu)成古代國家主要財源，現(xiàn)代因公平性問題多被廢止，但在特定歷史階段曾被用于移民管制或選舉資格限制。
中國秦代確立人口稅制度，漢代細化口賦、算賦等征收形式，清代康熙推行“滋生人丁永不加賦”，雍正時期通過“攤丁入畝”將其并入土地稅，標志著人口稅消亡。
加拿大1885-1923年對華人移民征收人頭稅，英國、美國也曾利用該稅實現(xiàn)社會管控。
所以，在清雍正前，大明也是征收人頭稅的，以成年男丁每年約摸一兩銀子征稅。
城市里男丁是繳納銀錢，而農(nóng)村則是以實物繳納。
畢竟明朝中期開海前，國內(nèi)銀錢一直很緊張，根本無法將丁稅實實在在收上來。
現(xiàn)在魏廣德提出的盤點各地官府手里掌握的白冊，發(fā)現(xiàn)大明人口居然比黃冊多出三千萬人口，這也就意味著此前每十年一修的黃冊已經(jīng)形同虛設，完全和真實情況不沾邊。
這里面涉及東西很多，特別是即將全國推開的一條鞭法。
不管是魏廣德還是張居正，都希望把賦役全部并入田地中，為失地百姓留一條活路，也是為了天下間的公平。
當然，魏廣德還有一點沒說，那就是經(jīng)濟發(fā)展需要大量壯勞力，人口被粘附在田地里，城市的經(jīng)濟就很難得到發(fā)展。
而留在農(nóng)村，農(nóng)業(yè)產(chǎn)量也絕對不可能因為人口多就有增產(chǎn)的可能。
“此事.....要不要上報？”
張居正終于還是開口說道。
上報，自然是報給宮里，后果疏為難料。
可不上報，往大了說那就是欺君罔上，也是大罪。
沒人說話，都不知道該怎么說，這個態(tài)可不好表。
張居正環(huán)視三人，見都沒有說話的意思，看向申時行，按說這個時候應該從低位最低的人開始。
可張居正想想，也知道張四維和申時行其實對這些應該也說不出什么，事兒是魏廣德當初提出來的，既然“發(fā)現(xiàn)”了問題，還是看他如何說法。
“善貸，你覺得此事該如何做？”
張居正直接點名，一開始就問次輔的意見。
魏廣德抬頭看看張四維和申時行，最后才看向張居正，說道：“這就看大家以為，該繼續(xù)裝聾作啞，還是正視現(xiàn)實。
現(xiàn)實就是，如今國朝黃冊已經(jīng)廢了，地方上并沒有認真進行人口和田地的清查，朝廷引以為據(jù)的東西都是錯漏百出的數(shù)字。”
“你的意思是，重新登記黃冊，重建清查制度？”
張居正敏銳的捕捉到魏廣德的態(tài)度，那就是他是希望變的，而不是繼續(xù)抄錄以前的黃冊湊數(shù)。
“呵呵，難道叔大兄要將錯就錯？”
魏廣德盯著張居正問道。
這話有點不客氣，讓張居正臉色微變。
“自秦訂立丁稅制度以來，歷朝歷代都對人口數(shù)量極為重視，因為這是征稅之基礎。
自秦時普查天下人口，有2650萬人，漢時我華夏人口就已經(jīng)達到五千萬，之后動蕩百年人口銳減，但自唐宋開始，我中華人口再次增長，宋時人口已過萬萬之數(shù)。
國朝創(chuàng)立之初，因為天下紛爭不斷，人口再次減少，但也有6000萬人口。
二百年了，足足過去二百年了，難道我大明還不如唐宋，人口居然一直裹足不前。”
說到這里，魏廣德不由得輕輕搖頭。
后世對明朝人口的多寡有許多分析，最少的認為全盛時人口上億，多的則高達2億以上。
明朝全盛是什么時候？
魏廣德不覺思索起來，按照歷史發(fā)展，魏廣德感覺明朝全盛時期應該就是萬歷朝中期，萬歷后期開始走下坡路，而且因為小冰河特殊天氣的全面爆發(fā)，助推了大明的滅亡速度。
從鼎盛到滅亡，前后不過五十年。
毫無疑問，滅亡的根源也就是這二三十年時間里萌芽的。
不想子孫后代留辮子，或者再次遭遇屈辱百年，中國必須變。
“另外，我還要提示一點。”
魏廣德環(huán)視眾人，這才繼續(xù)說道：“雖然白冊數(shù)字合計9000千萬人口，先不說是否準確，這里可不包含呂宋、舊港和緬甸，也沒有西藏和遼東女真部族，以及奴兒干都司地區(qū)的人口。
說起來，肯定是超過萬萬的，所謂億兆黎民，還真沾邊了。”
“你的意思是，以我大明擴大的領土為由，進行一次更大范圍的全國人口清查？”
如果單獨奏報重新清查人口，確實有些突兀，有些事兒就不得不搬上臺面來。
可如果擴大范圍，把大明新增領土進行清查人口的理由拿出來，到時候清查后直接上報總數(shù)，就算人口偏差很大，有些東西也能找話圓過去。
“不然呢？直接報告宮里，過去百余年間朝廷負責黃冊的官員都在弄虛作假......”
魏廣德嘆氣道。
這鍋太大，他們內(nèi)閣閣臣不得不面對，但也肯定會想辦法把責任降到最低，最起碼有個理由。
新冒出來的人口，是從呂宋、舊港和緬甸遷移回去的漢人。
反正理由隨便編，只是個借口。
滿朝上下都能猜到是怎么回事兒，但絕對沒人會挑明。
那會得罪很多人。
說到底，對這一屆內(nèi)閣影響有但不大，畢竟過錯都是之前造成的。
這樣做了，最起碼朝廷制定政策時，不會因為數(shù)據(jù)造假而錯誤判斷形勢。
“白冊之事，就我們幾個知道就好了。
善貸剛才的提議，我覺得很好，既然全大明的田地都重新丈量過了，那人口順帶著也重新登記一下。
對了，之前清丈，呂宋、舊港和緬甸還未進行。
此事善貸下來對接戶部、工部和都察院，對這些地方也進行土地清丈。
至于奴兒干都司，還是先算了，那邊苦寒，本就無甚產(chǎn)出，等以后再說。”
張居正馬上表態(tài)道，魏廣德的提議看似麻煩，但對朝廷肯定是好的，確實不能一直被下面蒙在鼓里。
多出來三千萬人口，至少有接近一千萬的成年男丁，可這些丁稅十有八九是被地方官吏拿走了。
“叔大兄，此事其實還不能如此武斷進行。”
魏廣德這是擺擺手說道，“這些人丁不可能憑空冒出來，而地方上也不可能對此不聞不問。
只能說，這些丁稅其實是收到地方，只不過被用在地方官府開支出去了。”
魏廣德又冷笑道。
“這是必然的。”
申時行反應這次很快，馬上附和道。
“對，應該是如此。”
張四維在申時行附和后也理解了魏廣德話里的意思，不存在貪污。
那這里就引申出另一個事兒，朝廷要收走這批銀錢，地方上的反應。
別覺得中央一定壓過地方，想想藩鎮(zhèn)之亂，地方要都反中央，那就再想想清帝為什么退位。
南方各省，清朝主要的稅收來源集體通電。
張居正已經(jīng)猜到魏廣德話里的意思，但還是問道：“你的意思還是把地方府縣的吏員也都納入吏部管理，支取俸祿？”
“正是，過去都是知縣、知府自籌費用，這導致了他們肆意攤派雜稅，欺上瞞下大肆撈錢。
而一旦核查，他們的理由就是整個班子都得他掏銀子養(yǎng)活兒。
設身處地想想，其實未嘗沒有道理。
把地方上不上名錄的職位納入吏部管理，正好就是這部分新增賦稅開支了。”
魏廣德說道。
“吏部管的過來嗎？一個縣原來就幾人，現(xiàn)在可就是上百號人，大縣更是可能上千。”
張四維開口說道。
“不難，各省布政使司吏科剝離，直屬吏部，負責各省吏員調(diào)派。
當然，他們也聽命于布政使。
吏部管官，吏部各省就管吏，選人以堂官意愿為首選，想來對維持地方安寧不會有太大影響。”
魏廣德馬上就說道，也就是雙重管理。
不讓地方首長管著這些垂直部門，很容易鬧出地方不和的幺蛾子。
不過，地方插手過多，又難以真正獨立行事。
這其實是個兩難問題，就算后世也是無解。
魏廣德也只能參考后世的部門設立，反正有優(yōu)有劣，先參雜著搞起來再說。
勸農(nóng)司已經(jīng)在各省建立了獨立衙門，品級雖然不高，但效果還是很好的，比納入布政使司效率高了不少。
布政使司里，終究人浮于事，做事還是存在推諉。
有勸農(nóng)司垂直管理，可以做到令行禁止，沒有推諉余地。
不過勸農(nóng)司也要向布政使司負責，只不過因為權利微小，各省布政使多不看在眼里。
辛苦衙門，誰愿意插手擔責。
“像勸農(nóng)司那樣？”
張四維反應快，一下子想到之前魏廣德推動的各省建立勸農(nóng)司衙門，又分走一部分官田進行農(nóng)業(yè)種植。
好吧，現(xiàn)在勸農(nóng)司已經(jīng)發(fā)揮作用了。
在他們的推動下，御麥、番薯和馬鈴薯都已經(jīng)在不少地方開始種植。
自己老家山西那邊，現(xiàn)在就有不少農(nóng)戶開始種植這些海外作物。
實際上，山西這次清丈出來不少土地，以前都被以為是雜地，種不出莊稼來的無用土地。
可是這些土地這次依舊被納入清丈田畝之中，主要原因就是上面可以生長御麥或者番薯等作物。
“對，和勸農(nóng)司一樣。”
魏廣德直接答道。
吏科留在布政使司里，魏廣德總覺得不得勁，很不習慣，因為命令下發(fā)都是到布政使那里，再往下派發(fā)。
多一個人，就多一道程序，也就多了一分變數(shù)。
垂直管理多好，直接到人頭上，知道自己該做什么。
只不過，剝離吏科只是魏廣德今日臨時突發(fā)奇想出來的，可不是早就設計好的。
不過這樣更好，先剝離吏科，成立省級的人事局管理地方上官吏。
下一步自然就是剝離戶科，把地方上課稅局的權利收入這個新衙門，那就是大明朝的稅務局，以后就負責收商稅這一塊。
布政使司那邊，繼續(xù)負責農(nóng)稅的征收，稅務局負責商稅。
就當下官員還不大重視商稅的環(huán)境下，要做到這點似乎不會很難。
會有人意識到其中的關節(jié)，但絕大部分只會讀四書五經(jīng)的人卻是意識不到。
他們或許對撈錢有心思，但卻絕對不會想到后世商業(yè)的繁華程度，商稅完爆農(nóng)稅，國家財政的基礎只有商稅而絕對不是現(xiàn)在他們心心念念的農(nóng)稅。
就算張居正，也是絕跡想不到的。
不是他們不聰明，而是時代局限了他們的眼界。
魏廣德自我認為這樣溫水煮青蛙的策略是可行的，只要適當?shù)模沙㈩C發(fā)一些鼓勵經(jīng)商的政令，提高一點商人的地位，收點稅其實不難。
魏廣德已經(jīng)不止一次收到下面人的反應，希望在良籍里增加“商籍”，以便于他們經(jīng)商做買賣。
因為商人普遍都要離鄉(xiāng)背井做生意，長期和戶籍地脫鉤，因此會遇到諸多困難。
為什么很大大商人功成名就后會選擇回鄉(xiāng)買地造房？
因為朱元璋創(chuàng)立明朝，把百姓分兩類，良籍和賤籍。
良籍可細分成民籍、軍籍、匠籍、灶籍，賤籍可細分成丐籍、樂籍、漁籍、胥籍、墮籍、娼籍等。
在大明的戶籍當中，并無所謂的“商籍”，因為朱元璋非常討厭商人。
大明律當中甚至規(guī)定：對于不事生產(chǎn)、專門從事末業(yè)的商人，可直接抓起來問罪。
所以，職業(yè)商人本身就是違法的。
賤籍雖然賤，但畢竟不違法，所以會有戶籍。
而職業(yè)商人本身既然就是違法的，那么就不可能給單獨開一個戶籍屬性，這也是許多人以為明朝商戶子弟不能科舉的主要原因。
商人不是憑空出現(xiàn)，多是良籍通過經(jīng)商賺錢發(fā)跡起來，所以只要家里還有土地、有工場，就還是良籍。
商人買田置地，對外就是土地收入，自然是地主。
不過這對于習慣經(jīng)商的人來說，始終多有不便，于是才求到魏廣德這里。
至于張四維，魏廣德不知道他是否也有這種難題，但想來他們應該是一伙兒的才是。